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也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抗战时期，周恩来审时度势，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中共驻港机构领导和影响香港文坛，树立了一个文化统战范例，在中国革命文化史和统一战线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一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这对中共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着：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从高压政策到“睁一眼闭一眼”的转变；香港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幌子开展政治角逐，客观上也形成可为中共利用的统战工作环境。
根据香港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决定加强对中共香港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和上层统战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以拓开香港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等。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陆续将内地例如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准备到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并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与茅盾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写的稿件，可由延安转长江局寄给茅盾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指导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廖等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共在港活动的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接着，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驻港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从1938年初开始，“香港八办”在支持和协助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团体的同时，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恢复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何香凝名誉主编的《侨胞》、恽逸群等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对分属不同政治派别、对中共抗战主张认识各异的香港10多家报刊，办事处则派员主动走访各报刊主编、编辑，商讨抗战形势，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广州和华南其他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成为暂免战祸的“孤岛”，“香港八办”和中共粤东南特委，先后组织一批文化团体如香港学生回乡服务团、澳门四界（文艺、戏剧、音乐、体育）救灾会等到内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导下，胡愈之筹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作为团结香港报人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
周恩来非常关注香港政治形势及其对文坛的影响，及时为中共在港组织排忧解难。从1939年3月开始，英法当局为其自身利益而调和与日本的矛盾，采取对日妥协政策，企图策划一个不惜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香港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文化战线中，日本的《香港日报》、汪伪的《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等加紧反共宣传和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中央大员吴铁城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文人并打入华侨报刊；港英当局则加强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电示廖承志加强上层统战工作，与香港警察总监建立联系，并亲自在重庆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工作。不久，香港警察总监也只好在报上公开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针对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内地的情况，1940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廖承志和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说：“这里环境不好（指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这个地盘很重要，不能放弃；能坚持几天就要坚持几天，你们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坚守住香港这块阵地。”这个指示包涵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预见性，其重要性在半年后的皖南事变便清楚地体现出来。
在竭力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香港八办”为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强华侨统战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10多人到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众团体和举办的宣传活动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名称，或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香港剧艺社等；１９３９年５月７日开幕的香港有史以来的首次漫画展是一次抗日漫画的检阅，为避免刺激港英当局也把原定的名称“抗日漫画展”改为“现代中国漫画展”；或在创办或复办的报刊中尽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如《东江》、《耕耘》、《华侨通讯》、《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青年》、《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文艺通讯》、《新园地》、《中国作家》、《戏剧与电影》等。到1940年，香港已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书记兼文委书记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的时机到来了。一方面具备了可能性，即成熟的客观环境：第一，如上所述的中共在抗战爆发以后所打下的基础，香港的抗战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加紧法西斯文化专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必须及时把一批民主、文化人士疏散和转移，其中除少数疏散到苏北和延安外，主要是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将有更多的文化人汇集。第三，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中立、妥协向强硬转化。另一方面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同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向茅盾布置任务时，说：“我们建议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在紧急疏散、转移内地文化人过程中，周恩来和南方局可谓部署精心，安排周密。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文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达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需要安排转移的文化人则指明路线并为之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暂免战火的香港等地，体现了中共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例一，在获悉戴笠手下人注意茅盾行踪后，周恩来马上要他到郊区隐蔽，伺机离渝，并询问他的夫人孔德流放(氵止)泪是否到延安和孩子们一起。在孔坚决要随他到港后，为安全起见，周恩来决定茅盾先离开，并派人护送茅盾到桂林，同时通过统战关系李任仁买到去港机票和通行证。例二，2月10日前后，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邹韬奋。其时，国民党对韬奋的压迫到达顶点，除封闭各地生活书店外，还派便衣特务从暗中监视。周恩来对生活书店和韬奋个人去向作了妥善安排。2月25日，邹愤然辞去国民参政会的职务，在胡绳陪同下离开重庆。3月5日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乘飞机抵港。例三，3月1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听取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梁漱溟陈述关于到香港办报的计划后，表示热情的支持，介绍他到港后去找廖承志。不久又致函廖承志，嘱其支持民盟在港活动。例四，《群众》周刊主编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例五，胡风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分别于4月1日、18日、22日、30日约见他，对他离渝抵港途中的安全、到港后的工作等精心布置，并于30日深夜到他的寓所。胡风回忆：“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一百元美元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时，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和宣传基地作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指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约请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商讨创办大型报纸。他们认为，周恩来确定的“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实际。因为，虽然英港当局对中共在港活动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但要在港办报，首先仍要找一位有声望的“法人”向当局申请注册并交纳“保证金”；其次稿件付印前仍要接受审查；为了使一般工商界人士和市民看了“不害怕”和公开发行到海外，报纸从文字到内容都必须有商业味道。于是，香港中共组织请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副省长）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公开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办报。报纸名称叫《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4月8日《华商报》出版，“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继《华商报》问世之后，中共又相继支持创办或复办几家进步报刊，例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等负责的《光明报》，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等。其中1941年5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由主编和胡绳、茅盾、夏衍、金仲华、千家驹、乔冠华组成编委会，被誉为“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起很大作用”的进步刊物。此外，还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这样，中共“可以说把港九的文化阵地基本上都控制下来了”，“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在那里打开了一个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新天地。”
二
至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有数PPPPPPPPPPPPPPPPP，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是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关注的大问题，因为从抗战全面爆发后到1941年春香港文化界一直存在矛盾和争论，且“问题的争论有多半是带着人事问题在内的”。
例一，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双包案”。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理事时未能以民主的办法，而以“突然的预谋方式”，由乔冠华在会上发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讲演，接着投票，许地山、楼适夷、欧阳予倩、戴望舒、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衡哲、陆丹林等9人当选为理事会干事，而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简又文则落选，仅以13票当选为候补理事，“把他气得七孔生烟”。简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但也是一位著名文化人。简对落选十分生气，于同年9月另行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组成以简为首，包括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吴鼎新、广东省教育厅长金曾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陈训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组成的理事会。这样文协香港分会便起不了“香港文艺界所期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徐迟回忆：“这事太不应该，本来大可不必。”“大敌当前，本来是可以协商共事的。他其实也干不了什么事，硬排斥了他，徒然给自己添了麻烦……唱了‘双包案’，我们还不得不投入一部人去参加它，帮了它的场子。本来是可以在一起做好的事，一定要折开作两摊……每回想起来，多少有点不以为然。”
例二，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战。以“香港八办”支持的杨刚、乔冠华、冯亦代、郁风、袁水拍等为一方，以胡春冰（国民党港九地区支部书记、《民国日报》副刊主编）、曾洁孺（国家社会党中央委员）、张若荣（青年党代表）等为另一方的关于战时文艺应该写什么的论战持续半年之久。前者主张战时文艺应为抗战服务，写有血有肉的内容，而后者则认为以新式风花雪月为文风所写的以情感人的内容也未尝不可。论战的导火线是由杨刚在 1940年 7月在《文艺青年》第二期发表的“大方向有些小毛病”的《反新式风花雪月》点燃的，随后香港各报刊纷纷发表赞成或者反对的文章，《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国家社会报》等报刊都被卷入这场争论。最后，这场见诸报端的笔墨论战发展成为双方面对面的大辩论。11月24日有200多人参加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唇枪舌战在坚道文协香港分会所在地展开，杨刚、胡春冰、曾洁孺、乔冠华、冯亦代等多人先后发表意见。冯亦代晚年回忆：辩论会以胡春冰一方的败北告终。我也陪了未坐，看到我方一员员论将获胜，十分振奋。但是今天看来，我们那时也缺少策略，照当时文化艺界的统一战线情况，如果我们不兴师动众，留一手不是更能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吗？”
例三，“香港八办”直接联系的知名文化人之间的争论。1940年春，从德国回来的钢琴家姚锦新在半岛酒店玫瑰厅举行贝多芬作品独奏会，乔冠华、袁水拍、徐迟等一大帮人都到场欣赏。随后，徐迟在《星岛日报》和《大公报》发表了赞扬这次演奏的文章，而袁水拍则马上在《立报》发表一篇《贵族的音乐和音乐的贵族》，对演奏会和徐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徐迟又以《音乐的答辩》一文反击，最后由乔冠华、杨刚坐镇，由袁水拍等人公开对徐迟进行批评。袁认为：这个时代只需要聂耳、洗星海、张曙、任光，而巴赫、贝多芬都是无用的。皖南事变后，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家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甚至在会上“由杨刚出面照提纲要点公开批评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立即提出反批评”。
例四，廖承志和夏衍发生了磨擦，这从廖承志与周恩来的电报来往中以及黄药眠、胡风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卷入廖夏矛盾的有胡风、黄药眠、叶以群、宋之的、盛家伦、葛一虹、杨刚、茅盾、于伶等人。廖承志致周恩来电曾提出“对夏衍不敢相信”，“党的统战委员会……不要夏衍参加”，“拒绝他参加支委”等字样。黄药眠回忆中提及廖夏矛盾的原因：有一次夏衍“到武汉去，碰见王明，王明问起他关于广东香港的统战工作怎么样？夏衍就告诉他，廖胖子很少到广州来同广州的国民党接头工作。王明当时是以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为做工作的重要一环的，所以对此大为不满。因此，廖胖公在碰见王明的时候，就被王明大训一顿。因此，廖胖公就含恨报复，支持胡风那一班人借小故大肆批评了夏衍一顿”。胡风回忆中除了详细记述由廖承志主持的有茅盾等人参加的批评夏衍的会议的具体情况外，还提及夏衍对廖承志的态度：“夏衍支持他的接近者于伶的《大明英烈传》。一次，几个人喝茶聊天，廖承志表示对这个剧本不满，但夏衍马上说这是于伶最好的剧本，说廖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我当时觉得夏衍对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大骄横了。”
这些论争和矛盾，在一定程度已影响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巩固，而这些论争和矛盾的发生与中共对党内外文化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就“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发出电报指示：“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见你的烦忙，不过我们仍要向你提议对待文化战线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为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电文接着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意见：“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歌颂者，我这一年来在此收获不少，希望和建议你们本此精神做去，原则的问题不能放松，工作方法上处人态度和蔼。作风不能尽人一致的，以前那种有时失之轻浮，有时失之圆滑，有时失之谦虚、有时骄傲的态度是不适当的。希望你也一样的排斥，并且更慎重认忍切实细密一些……望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文委下设由夏衍负责的文艺小组，由胡绳负责的学术小组和由张友渔负责的新闻小组。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各种文化人参加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在团结和帮助文化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青年诗人徐迟参加文艺座谈会读书组之后，告别了现代派，改变了自己的作品风格，自认为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第二次诞生”戴望舒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一扫阴柔雅丽的诗风，贴紧战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呼喊回应时代的召唤。而且“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
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与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皖南事变爆发后，抗战文化运动在内地国统区开始进入最低潮时期，在香港却空前活跃起来。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奇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也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危险之中。危难之际，周恩来紧急部署“秘密大营救”，竭尽全力的抢救文化人，体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又加深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信赖。
1941年冬，周恩来致电在港张友渔，指出日美有开战可能，要求在港人员做好准备。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发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原件中，已对“抢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将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后集中桂林”；“请即刻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在柳州左洪涛，以便招待”；“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的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朋友也可去马来西亚，但这要看香港的交通条件”；“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会秘密条件，宁缺毋留，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港中存款全部支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望帮她、他们离港。”12月7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12月9日周恩来致电廖、潘、刘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均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西亚。 1月20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刘少文急切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少文对工作如何布置，能否有一部人隐蔽”；承志与港政府关系如何”；“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紧密指示，“香港八办”和东江游击队在廖承志等领导下，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一场史称为“抢救文化人”的大营救活动。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东江等地后，周恩来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又作出一系列指示。例如 1942年 2月，他致电方方，指出：“关于招待柳亚子、邹韬奋等事情，即移小廖指定专人负责，南委绝对不能再负责，以免暴露。” 3月17日，他复电方方、张文彬，指示：“去沪路线及上海情形，在未得复电前仍暂在游击区候电，或在梅县暂住”；“桂林已派人去接济，可以找夏衍，如夏衍不在可找廖沫沙（可经田汉找他）帮助，我们除已送两万元至桂林作救济费外，拟再汇五万元去，你处亦可照方方来电所约地址汇五万元去”；“邹韬奋即照来电处理，其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可按月送津贴，他本人去苏北转华北，张友渔、韩幽桐也望去苏北，章泯要他也去桂，因有些演员要他领导……戈宝权要他回新华日报，沈志远则由桂转渝……刘清扬最好到韶关或桂林找廖夫人来渝。”遵照周恩来的部署，游击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散办法，至5月份，暂时隐蔽于梅县的邹韬奋外，文化人全部安全离开了广东；到桂林的文化人，由南方局属下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李亚群及脱险归来的夏衍、张友渔利用李宗仁、李济深提供的经费，或留住桂林，或顺水推舟把可以公开的送到重庆，把不宜公开的转送苏北新四军等处。在重庆，周恩来亲自对自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作了部署。例如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4月9日，他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得知于伶、宋之的等从香港到达重庆，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6月14日，周恩来复函柳非杞：“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退隐峨眉，亦未尝不可重整南社旧业，设并此自由亦不可得，弟恐亚子先生不敢作入蜀想矣。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
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者的“秘密大营救”，历时数月，共抢救出文化人及家属三四PPPPPPPPPPPPPPPPP，并接应了数千回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被营救的文化人在其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共产党人在危险之际是怎么把他们当成国家精英和瑰宝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的，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香港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对待文化人天壤之别的态度。
夏衍指出：“大营救表明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说明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总之，后来的历史，诸如抗战胜利后，文化人不顾国民党的迫害，支持中共，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他们接受中共的邀请，冒险从国统区和香港等地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文代会，共商建国大计；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他们出任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尽善尽美地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等等，说明“抢救文化人”之举，“为共产党与文化人、民主人士之间互相信任，共同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